利用臭氧监测仪（OMI）卫星遥感数据，分析了2005~2014 10年间长江三角洲对流层NO₂柱浓度时空变化格局，从地形、气象、经济、农业、生活、国家重大环保措施及规划等多个方面分析了NO₂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三角洲对流层NO₂柱浓度十年年均增长率为1.04%.2011年最高，为1184.07×10¹³mole/cm².2010年较2005年上升20.75%；2014年较2010年下降9.10%；（2）长江三角洲对流层NO₂柱浓度呈中间高、北部次之、南部低的趋势.长江三角洲中部的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南京等城市为中心的条带状区域是四、五级高浓度中心，浙江大部份一直处于一、二级较低浓度水平；（3）长江三角洲夏季降水量大，与NO₂浓度负相关系数高达0.84，对NO₂具有湿沉降的作用.长江三角洲北风的主导风向及北平南高的地势特点决定了其中部高污染区对浙江中南部影响较小；（4）对流层NO₂浓度与第二产业产值相关系数高达0.83，与汽车保有量相关系数为0.74.对流层NO₂浓度与煤炭消费量及汽车保有量紧密相关，此外，农业秸秆焚烧也释放大量氮氧化物."十二五"期间实施的燃煤量控制和脱硝等一系列氮氧化物排放控制措施等使得2012~2014年NO₂浓度降低.

对北京2015年11月26日~12月2日出现的PM_2.5严重污染过程进行研究，分析了此次事件的污染特征和气象条件，结合HYSPLIT模型，用聚类方法对研究期间抵达北京的地面（500m）和高空（3000m）逐时72h气流后向轨迹聚类，并分析了地面和高空方向上气流轨迹对北京PM_2.5浓度的影响.运用潜在源贡献因子分析法和浓度权重轨迹分析法分别模拟了此次PM_2.5的主要潜在源区.结果表明，研究期间，北京PM_2.5小时均浓度数值变化较大.低温，高湿度和微风为北京PM_2.5严重污染过程的出现创造了适宜条件.不同方向气流轨迹对北京PM_2.5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显著差异.西北方向气流是影响北京PM_2.5浓度的主要气流轨迹，而地面来自南部的气流对北京PM_2.5浓度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对北京PM_2.5的WPSCF和WCWT分析表明，蒙古国中西部、新疆东部、内蒙古中西部、山西北部、河北和山东北部对北京PM_2.5质量浓度贡献分别在0.7，200μg/m³以上，表明这些地区是影响此次北京PM_2.5的重要潜在源区.

于2014年4月、8月、10月和12月在合肥市城区采集了大气PM₁₀和PM_2.5样品，对PM₁₀和PM_2.5的质量浓度及其化学组分（无机元素、含碳组分和水溶性离子）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合肥城区的PM₁₀和PM_2.5的平均质量浓度高达113， 83μg/m³，分别超出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年均PM₁₀和PM_2.5限值的1.61和2.37倍.不同粒径的颗粒物中主要化学组分含量的高低顺序基本一致，水溶性离子的含量最高，其次为碳组分，无机元素.利用正交矩阵因子分析（PMF）对合肥城区PM₁₀和PM_2.5的本地来源进行解析，结果表明： PM₁₀中二次源、燃煤、机动车尾气尘及地壳尘的贡献百分比分别为32.5%、25.9%、15.7%和25.5%；PM_2.5中二次源、燃煤、机动车尾气尘及地壳尘的贡献百分比分别为38.8%、25.9%、9.9%和21.7%.利用激光雷达评估合肥市环境中颗粒物PM₁₀的区域传输，四个季节常规贡献率分别为13.4%、12.9%、13.5%和16.4%.

为探讨厦门市大气PM_2.5水溶性离子污染特征及来源，于2014年8月和12月同步采集了城区和郊区的PM_2.5样品.用离子色谱分析了9种水溶性离子（F^-、Cl^-、NO₃^-、SO₄^2-、Na⁺、K⁺、NH₄⁺、Ca²⁺和Mg²⁺）的质量浓度.结果表明，厦门大气PM_2.5中水溶性离子浓度处于较低水平，总水溶性离子浓度（μg/m³）顺序为：冬季城区（18.16）>冬季郊区（14.55）>夏季郊区（6.87）>夏季城区（5.33），降水对水溶性离子有显著的去除作用.观测期间，夏季PM_2.5阴离子相对亏损，冬季反之.SO₄^2-、NO₃^-、NH₄⁺（简称SNA）占全部水溶性离子质量浓度之和的比例达79.64%以上，表明厦门市大气PM_2.5二次污染较严重.相关性分析和SNA三角图解表明厦门市夏季NH₄⁺主要以（NH₄）₂SO₄的形式存在，其次为NH₄NO₃及碱性游离NH₄⁺；冬季则主要以（NH₄）₂SO₄和NH₄NO₃的形式存在，其次为NH₄Cl.N/S值表明夏季PM_2.5中水溶性离子污染特征以燃煤源排放为主，冬季以交通排放为主，总体呈现出交通源与燃煤污染并存的复合型污染特征，但受海洋源的影响很小.主成分分析进一步表明厦门市大气PM_2.5水溶性离子主要来自燃煤源、交通排放和生物质燃烧源.

粒度乘数表示道路扬尘排放因子模型中不同粒径的颗粒物的系数，是道路扬尘排放清单的重要参数，直接影响排放清单的不确定性.2015年春季用样方真空吸尘法采集了天津市市区11条道路88个点位的道路扬尘样品，在便携式气溶胶粒径谱仪Grimm1.109和再悬浮采样器粒径实验基础上，通过公式计算得到了道路扬尘PM_2.5的粒度乘数值K_2.5，开展了粒度乘数分布特征的研究.结果表明：天津市春季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慢车道道路扬尘的PM_2.5粒度乘数范围分别为0.053~0.088g/VKT和0.047~0.087g/VKT；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以及快速路的非机动车道PM_2.5的粒度乘数K_2.5均大于机动车道慢车道的K_2.5，环线的机动车道PM_2.5的粒度乘数K_2.5均大于非机动车道慢车道的K_2.5；不同道路类型的道路扬尘PM_2.5粒度乘数分布规律为：机动车道，环线>次干道>主干道>支路>快速路；非机动车道，次干道>支路>主干道>环线>快速路；道路两侧相同类型车道间PM_2.5粒度乘数中位值不同，但是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室外PM_2.5可以通过建筑外窗缝隙通风进入室内，对室内环境造成污染.穿透系数、沉积率和通风换气次数是评价受室外细颗粒物渗入影响室内人群细颗粒物暴露量的重要参数.目前这些参数大多通过实验室实测或理论推导方法获得.本文结合质量守恒定律、数理统计方法和控制变量法，提出了一种基于大量室内外PM_2.5质量浓度实时监测数据的穿透系数P、沉积率k和缝隙通风换气次数a推算模型，该模型的求解结果具有一般性；依据所提方法推算得到了2个实测办公建筑的穿透系数P和沉降率k分别为0.97和0.12、0.97和0.24.研究结果为建筑外窗缝隙渗透特性、室外PM_2.5对室内环境影响预测、以及室内人员PM_2.5暴露量定量分析提供了新的方法参考.

城市中的大部分街谷都存在上游阻挡建筑.为考察阻挡建筑对街谷内空气环境的影响，通过数值计算方法研究分析了上游阻挡建筑对街谷内空气品质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在常规建筑间距范围内，街谷湍流强度、平均风速和风速波动范围均随着上游阻挡建筑间距增大而减小，这将导致当上游阻挡建筑与街谷建筑间距从15m增加到60m时，街谷空间污染物平均浓度增大36%，近地空间增大41%.因此，实际设计中街谷上游阻挡建筑与临街建筑间的距离不应过大.

随机采集北京地区200辆满足第5阶段排放标准在用车的车载诊断系统（OBD）的IUPR（OBD监测频率）数据，测试了4种典型车系的在用车在实际道路行驶工况下IUPR各监测项的特征分布，并和NEDC工况下的实验结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采集数据车辆的OBD系统均能实现对催化器和氧传感器的监控，对EGR和次级氧传感器的监控也可分别达到74%和91%；在用车平均点火循环3.9次才能满足一次目前IUPR的监测条件；各监测项IUPR均值均远大于国五标准限值0.10，但各IUPR监测值分布存在差异，催化转化器和氧传感器的达标率均为92%；实验室NEDC模拟工况基本能实现对各车系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制的监测，但4条实际道路测试结果则表明不同车系IUPR监测项分子+1的差异较大；拥堵路况的低速工况下OBD系统难以实现对车辆尾气排放控制系统各监测项的有效监测.因此，需结合北京实际路况进一步完善在用车辆OBD系统的监测条件，实现对北京在用车尾气排放控制系统的有效监控.

采用3种不同的活性炭纤维，考察了VOCs种类、VOCs浓度以及床层温度对活性炭纤维吸附VOCs性能的影响，并采用电致热脱附技术进行再生研究.结果表明，甲苯浓度对吸附推动力影响较大，在高浓度下，可使吸附容量达到434.8mg/g.活性炭纤维吸附甲苯受温度影响较小，在60℃下仍然具有288.6mg/g的吸附容量.电致热脱附电压越大，活性炭纤维升温速率越快，脱附效率越高，经过100min即可完全脱附.经过4次吸脱附循环，活性炭纤维仍有较好的吸附效果，饱和吸附量能达到原有吸附量的80%以上.

选取3座AAO工艺市政污水处理厂为研究对象，应用qPCR和¹⁵N稳定同位素示踪技术，考察活性污泥样品中厌氧氨氧化菌丰度、速率、功能及与其他氮循环微生物的季节性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所有样品中均能检测到厌氧氨氧化菌，其丰度为10⁶~10⁷copies/g VSS，速率为0.11~0.90μmol N/（g VSS·h）.较自养硝化而言，异养反硝化过程不仅具有为厌氧氨氧化菌提供更多NO₂^-的潜势，还是NO₂^-的强力竞争者；而自养硝化过程中的AOB较AOA能提供更多NO₂^-.厌氧氨氧化菌对氨氧化的贡献率为2.55%~7.89%，对系统脱氮的贡献率为2.07%~6.59%，且夏季表现均高于冬季.CCA结果进一步证明环境温度是活性污泥中厌氧氨氧化表现的关键环境要素之一，而反硝化和硝化速率则是关键微生物因素.说明虽然厌氧氨氧化菌在污水生物处理系统中的丰度并不高，但依然起着不容忽视的脱氮效能，该研究结果补充了污水生物处理脱氮过程和氮素迁移转化过程中的氮平衡计算，为厌氧氨氧化在低氨氮城市污水处理领域的生产性应用提供理论支持.

为处理低碳源生活污水，以内碳源反硝化途径为出发点，开发了后置缺氧UCT分段进水工艺.该工艺仅在UCT分段进水最后一好氧段末端增加了后置缺氧环节，以强化微生物内碳源储存能力.在低C/N水平（平均进水C/N=3.1±1.5）的生活污水条件下，后置缺氧UCT分段进水工艺实现了平均75.3%的TN去除率，运行61d后同步硝化反硝化去除的氮量高达31.5%；运行40d后污泥内碳源储存水平比原工艺污泥提高12.2%，9小时比内源反硝化速率由零提高至5.56mgN/（gVSS×d），系统可通过好氧段同步硝化内源反硝化（SNED）提高TN去除率.污泥沉降性能有明显改善：SVI值由350mL/g降至97mL/g，而原UCT分段进水工艺污泥仍然膨胀.该工艺仅在原工艺基础上增加了一后置缺氧段，无需外加碳源和额外硝化液回流设施，有利于水厂升级改造.

本研究系统考察了阶梯降温并恢复至室温（33→25→20→15→10→22℃）长期变化过程（361d）厌氧氨氧化反应器的动态脱氮效能和厌氧氨氧化活性变化，分析了厌氧氨氧化污泥胞外聚合物（EPS）的变化特性，计算获得了厌氧氨氧化反应的活化能.结果表明，在温度20~33℃下，序批式厌氧氨氧化反应器可稳定高效运行，总氮去除负荷维持在0.4gN/（L·d）左右，最大比厌氧氨氧化活性（SAA）大于0.32gN/（gVSS·d）.10℃是厌氧氨氧化菌代谢活性的转折点：当温度降至10℃时，SAA为0.044gN/（gVSS·d），较33℃时下降91%.当温度恢复至22℃，厌氧氨氧化活性恢复至0.24gN/（gVSS·d）.厌氧氨氧化反应的活化能Ea在10~33℃和10~20℃范围内分别为68.4，152.9kJ/mol.在本实验温度（33→15℃）范围内，EPS含量随着温度降低而升高；在10℃时，EPS含量显著下降，出水中悬浮物升高，造成部分厌氧氨氧化污泥流失.

采用紫外/过硫酸盐（UV/PS）工艺去除水中典型PPCPs类物质氯贝酸（CA）.考察了氯贝酸初始浓度、PS投加量、溶液初始pH值、碳酸氢根离子浓度、氯离子浓度和腐殖酸（HA）投加量共计6种因素对UV/PS工艺去除氯贝酸的影响.结果表明：UV/PS工艺降解氯贝酸与准一级动力学模型相符（R²>0.95），准一级反应速率常数随氯贝酸初始浓度增加而减小.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PS投加量的增加，氯贝酸的降解速率快速增加.不同的pH值环境对氯贝酸的降解有一定影响，溶液pH值从酸性到碱性再到强碱性的过程中，UV/PS工艺对氯贝酸的降解速率呈先加快后减慢的趋势.溶液中的碳酸氢根离子和氯离子都会对UV/PS工艺降解氯贝酸产生抑制作用，且两者对该反应的抑制作用大小关系为HCO₃^->Cl^-.HA的存在对UV/PS工艺去除氯贝酸有抑制作用.

采用恒温搅拌法和水热法首次制备磁性三乙烯四胺氧化石墨烯（M-T-GO），并通过SEM和XPS对M-T-GO进行表征.以M-T-GO为吸附剂，分析pH值、吸附时间和初始浓度对阴离子染料酒石黄（TY）和阳离子染料亚甲基蓝（MB）吸附效果的影响.并对吸附动力学和吸附等温线进行拟合.结果表明：M-T-GO对离子型染料的吸附过程符合Langmuir吸附等温式和拟二级反应动力学描述.M-T-GO对TY和MB具有较好的吸附性能，饱和吸附量分别为157.23mg/g和169.49mg/g.与GO相比，M-T-GO对离子型染料的吸附效果更优异，同时具有快速分离和易再生的优点.

采用固相萃取–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分析上海市某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中7种典型药物和个人护理品（PPCPs）的浓度水平，并考察该填埋场的渗滤液处理工艺对目标PPCPs的处理效果.结果表明，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具备较好的回收率（89%~173%）、相对标准偏差（<20%）和方法检出限（0.025~1.0μg/L），能满足实际环境样品的分析需要.应用该方法检测到渗滤液中目标PPCPs的含量在低于检出限（90%，总去除率可达到97%以上，出水PPCPs浓度范围为

选择四氯乙烯（PCE）作为特征污染物，通过二维砂箱实验探究3种介质情景中，污染源区结构特征对Tween 80冲洗去除PCE的影响.采用透射光法监测PCE的运移及去除过程，定量测定PCE的饱和度.进而采用不连续的离散状与连续的池状PCE体积比（GTP）定量表征污染源区结构特征.结果表明，PCE在含透镜体介质中运移时，运移路径延长，离散状PCE增多.离散状PCE与Tween 80溶液的有效接触面积较大，被优先溶解去除，而细砂层上部的污染池的比表面积和接触面积较小，溶解能力有限，远比运移路径上的PCE难以去除.此外，初始离散状PCE较多，GTP较大，有利于池状PCE溶解转变为离散状PCE，PCE去除率增大.因此对于实际污染场地，需要详细分析DNAPLs污染源区结构特征，以助于评估表面活性剂冲洗技术的修复效率及试剂消耗.

在分析沈阳市黄家傍河水源地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场地监测-室内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对黄家水源地河水入渗过程孔隙水氧化还原分带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辽河河床沉积带在河水入渗途径上存在氧化还原分带，在水流垂向入渗的初始0~20cm、20~80cm、80~90cm及后续范围内依次存在O₂-NO₃^-混和还原带、锰氧化物还原带和铁氧化物还原带；反应中河水中溶解有机碳不能提供足够的电子还原氧化剂，溶解至入渗水流中的沉积物有机碳与河水溶解有机碳一起作为碳源参与了氧化还原反应.

铁的碳酸盐沉淀是Fe⁰-PRB运行过程中最为常见的铁腐蚀产物，其对Fe⁰-PRB的长期运行有重要的影响.探究这类沉淀产物形成的环境条件，可为控制Fe表面碳酸盐沉淀的生成提供重要依据.本文以FeCl₂、NaOH、Na₂CO₃为反应物，考察了缺氧条件下不同[OH^-]=0.02， 0.06，0.1mol/L及R=[Fe²⁺]/[OH^-]、R'=[CO₃^2-]/[OH^-]对铁的碳酸盐沉淀生成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实验条件下检测到了FeCO₃、Fe₂（OH）₂CO₃及Fe₆（OH）₁₂CO₃三种铁的碳酸盐沉淀.Fe₆（OH）₁₂CO₃仅能在低浓度[OH^-]=0.02mol/L时生成，高浓度的OH^-条件下不能生成.Fe₂（OH）₂CO₃在较低的OH^-浓度，较小的R条件下生成；较高的OH^-浓度，较大的R同样有利于Fe₂（OH）₂CO₃的生成.FeCO₃仅在[OH^-]=0.02mol/L，[Fe²⁺]、[CO₃^2-]均较低情况下与Fe₂（OH）₂CO₃共同生成.

为调查滹沱河冲洪积扇地下水中多环芳烃（PAHs）的污染状况，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对该区16种US EPA优先控制的PAHs进行了分析，并对PAHs的污染水平，空间分布，来源与饮水健康风险进行了调查与评估.结果表明，51个点位中仅有2个点位未检出PAHs， PAHs的浓度范围为未检出~334.3ng/L，平均值为58.0ng/L，低于国内报道的其他地区的污染水平.研究区岗黄水库之间河谷裂隙孔隙水单元（G1），滹沱河冲洪积扇扇顶部孔隙水单元（G2），滹沱河冲洪积扇扇中部孔隙水单元（G3）3个水文地质单元PAHs平均浓度分别为215.2ng/L， 9.8ng/L，9.2ng/L， 其中G1以3~4环PAHs为主，而G2， G3以2~3环PAHs为主.分子比值法污染源解析表明，G1单元地下水PAHs污染源主要为煤与生物质燃烧，而G2， G3单元污染源主要为石油制品.采用US EPA推荐的方法对研究区地下水饮水健康风险进行评价，发现研究区G1单元PAHs饮水终生致癌风险平均值为2.1×10^-5，超过可接受水平，应当引起关注.

采用一种基于径向基函数的替代模型代替地下水溶质运移模型，将其作为约束条件嵌入污染源识别的优化模型中，通过遗传算法对优化模型进行求解.最后通过一个假想例子评估优化模型的性能.研究表明：污染源泄漏量识别结果的平均绝对误差为1.00g/s，误差较小，计算时间为51min，耗时较少，因此，基于径向基函数模型的优化方法有效地避免了优化模型求解过程中多次调用模拟模型造成的巨大计算负荷，获得了较为准确的计算结果，是一种有效的地下水污染源识别方法，能够用来求解地下水污染源泄漏量.

以辣椒苏椒16号为试验材料，调查统计了辣椒生物量和产废系数，并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了辣椒秸秆不同部位理化特性及厌氧发酵产沼气潜力，及各部位对辣椒整株的影响.结果表明：辣椒秸秆生物量高达21t/hm²，产废系数为0.36.辣椒秸秆各部位间理化特性及产沼气潜力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产沼气潜力大小顺序为：叶（185.2mL/gVS）>茎（104.2mL/gVS）>根（68.9mL/gVS）.各部位对辣椒整株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纤维素和碳水化合物的相对含量对其产沼气的影响.且根据经验分子式推测的理论产沼气量，对辣椒秸秆厌氧发酵产沼气转化率进行了评估，各部位转化率均较低，其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为了研究不同发酵方式对剩余污泥厌氧发酵性能影响及微生物对其发酵液的利用情况，将剩余污泥分别在Ca（OH）₂（pH=10±0.2），Ca（OH）₂+NaCl（pH=10±0.2），游离亚硝酸盐（FNA） （pH=5.5±0.2），单过硫酸氢钾复合盐（PMS），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及自然条件下进行发酵，发酵后期将发酵液用于生物脱氮研究，分别对发酵系统内的剩余污泥溶液化（SCOD）、溶解性蛋白质、溶解性多糖、可挥发性短链脂肪酸（SCFAs）和关键酶（水解酶和辅酶420）、NO₃^--N等指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6个发酵系统中，剩余污泥的水解酸化性能及发酵液利用具有显著的差别，其中Ca（OH）₂+NaCl 发酵系统中SCOD、SCFAs、水解酶、污泥减量效果等最佳，Ca（OH）₂发酵系统次之，自然条件发酵系统最弱.同时发现，FNA发酵系统中蛋白质和多糖含量较高，但是由于水解酶活性较低，F420活性最高，导致较低的SCFAs积累量.发酵液作为碳源进行生物脱氮试验研究表明，以Ca（OH）₂及Ca（OH）₂+NaCl发酵系统中的发酵液作为碳源具有良好的脱氮效果，与乙酸钠做为碳源效果相似，同时出现NO₂^--N积累现象，但是FNA， PMS， SDBS发酵系统的发酵液由于存在大量的消毒剂等化学物质导致生物利用性较差.

采用新型循环淋溶装置对煤矸石进行连续240h的淋溶实验，研究了煤矸石中重金属在淋溶过程中的溶出规律，通过向淋溶液中添加聚丙烯酰胺（CPAM）考察了固体颗粒物的沉降特性.结果表明： 随着淋溶反应时间延长，煤矸石中碱金属Na元素溶于水，形成碱性溶液，这两种因素导致淋溶反应初期淋溶液pH值升高.As、Zn离子浓度在淋溶时间为1~24h时呈上升趋势，而在24~72h，离子浓度呈下降趋势.淋溶液中Cr、Pb、Ba离子浓度在120h内均呈现上升趋势，而在120~240h，对于Cr离子来说，淋溶液的碱性环境促使Cr离子溶出率增大，但取样次数的增多也对Cr离子的浓度降低起到促进作用；淋溶液稀释和Ba离子的沉淀化合物形成，导致淋溶液中Ba离子浓度降低.120~240h，淋溶液中有机物被微生物的生化作用分解以及取样后外加塌陷区水体对淋溶液中COD和BOD起到稀释作用，使COD和BOD降低.在淋溶反应24h内，淋溶液中TON和NH₃-N出现波浪式变化，淋溶时间大于24h时，TON和NH₃-N总体呈升高趋势.随着淋溶时间延长，淋溶液中的固体颗粒物沉降速度逐渐变慢，延长了沉降时间.煤矸石中一些含氮化合物溶解于水中，使淋溶液中电离出 NH₄⁺离子，形成碱性环境.

利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微生物强化原位污泥减量工艺中微生物群落进行解析.结果表明，外源菌剂的投加改变了活性污泥中微生物群落结构，菌剂的有效成分乳杆菌属和醋酸杆属在强化组中含量显著增加.科水平上的群落多样性分析显示：强化组厌氧区Siompson指数、Shannon指数和Pielou指数均不同程度升高，群落多样性增加.聚类分析显示，微生物群落按时间顺序明显聚为3簇，强化组厌氧区微生物群落随时间发生较大演变.主坐标分析显示，强化组和对照组微生物群落明显聚为2类，其厌氧区群落分别按照不同的方向演变，微生物强化和DO降低的协同作用是强化组群落演变驱动力，DO降低是对照组群落演变驱动力.典范对应分析显示显著影响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环境因子依次为pH值、水温和DO.

选用还原性材料铁粉、硫酸亚铁，氧化性材料三氧化二铁，吸附性材料钢渣、针铁矿，共5种3类铁基固体材料对钒冶炼渣污染的土壤进行了固化研究.结果表明，固定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硫酸亚铁>铁粉>针铁矿>钢渣>三氧化二铁.在1%的添加量、固化7d的固化条件及水平振荡的检测方法下，铁粉、硫酸亚铁对V的固定效率分别达到了97.7%和98.8%.模拟酸雨的浸出环境对还原性材料影响不大.还原性材料固化1d内对V和Cr便达到较高固定效率，之后30d内固定效率呈现轻微下降趋势.随材料用量增加，还原性材料对V和Cr的固定效率增大，实验最大用量2%时，铁粉对两者固定效率分别达到99.6%和78.5%，硫酸亚铁达到99.9%和90.6%.BCR分析表明，还原性材料对实验土样固化后，大幅降低了V的酸提取态，增加了V的可氧化态.

基于在黄渤海的综合调查结果，分析了水体和沉积物间隙水中溶解无机氮（DIN）和溶解无机磷（DIP）的分布；结合历史数据构建了黄渤海DIN和DIP的收支模型，并分析了陆源输入变化对研究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黄渤海DIN和DIP的含量受季节、河流输入和沉积物界面扩散作用的影响，具有秋季高于春季和近岸高于离岸的时空分布特征.收支模型计算结果表明，底界面扩散是黄渤海水体DIN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大气、周边河流、地下水和东海的输入；黄渤海水体DIN的支出主要是通过沉积埋藏和反硝化.黄渤海水体DIP的来源主要是磷酸盐吸附解吸，占91%，底界面扩散和大气输入为其次，河流和地下水的输入贡献较小.DIP的支出主要是通过沉积埋藏和向东海的输出.黄渤海每年有11Gmol的氮在水体积累，并导致其浓度提高约0.6μmol/（L·a）.近些年来陆地向黄渤海输入氮的持续增加，加剧了氮营养盐的积累，导致非硅藻类浮游植物比例以及赤潮发生频率和面积显著增加，同时还提高了水体初级生产力和海洋磷的埋藏量以及加剧了磷限制的趋势，并可能威胁生态系统的稳定.

对太湖不同生态型湖区水体悬浮颗粒物含量，有机磷组成及降解特征进行分析，研究了富营养化湖泊颗粒磷性质及其对水体磷循环的影响.太湖颗粒P平均占水体TP浓度的75.86％；不同生态类型湖区间颗粒物性质差异明显，河口区和湖心区的颗粒物含量高于藻型湖区和草型湖区，但颗粒物有机质比例分布却相反.利用³¹P液相核磁共振法（³¹P-NMR）发现太湖悬浮颗粒P的成分包括膦酸酯，正磷酸盐，磷酸单酯，磷酸二酯，焦磷酸盐和多聚磷酸盐6类，含量分别为1.06%，50.99%，33.02%，2.48%，10.68%和3.80%.不同生态型湖区之间颗粒P组成差异明显，河口区正磷酸盐含量最高，达到82.57%，藻型湖区和湖心区颗粒有机磷比例最高，分别达到达到 64.02%和63.95%；颗粒物焦磷酸盐和多聚磷酸盐可能以藻源性颗粒物来源为分别与Chla浓度呈显著相关（P<0.05； P<0.01）.颗粒态生物可利用性磷（PEHP）与正磷酸盐显著相关（P<0.05），说明颗粒物正磷酸盐是颗粒物生物可利用性磷的重要来源.太湖PEHP降解速率平均为47.3min，PEHP占水体生物可利用磷（EHP）的65.16%，说明颗粒P是水体溶解性反应磷（SRP）补充的重要来源.

为了解历史上洪湖重金属的含量水平及来源，于2014年12月在洪湖中心位置采集了沉积柱，分析了沉积柱中4种重金属（Cu、Cd、Zn、Pb）的含量，并结合¹³⁷Cs和²¹⁰Pb定年技术得到沉积物中重金属高分辨率年代沉积序列.结果表明：洪湖沉积柱中4种重金属总量介于67.86~189.57mg/kg之间，4种重金属含量的高低为Pb>Zn>Cu>Cd.地累计指数表明Cu和Zn未达到污染级别，而Pb为无污染到中度污染级别，Cd为中度污染到强污染级别.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受洪水和围湖造田的共同影响，新滩水闸建成前，洪水会导致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先降低，随后升高.水闸建成后，洪水会导致洪湖出现内涝致使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升高；围湖造田导致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升高.源解析研究表明，沉积物重金属来源于非点源农业污染、交通活动以及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排放.

以α-HCH与p，p'-DDT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泉州湾及其重要汇水流域——晋江流域为研究区域，构建了Level Ⅲ多介质非平衡稳态逸度模型，对该区域α-HCH与p，p'-DDT在各环境相中浓度、容纳能力、储量分布及各相间的迁移通量进行了计算分析，并对模型关键输入参数的灵敏度进行了探讨.结果显示：α-HCH与p，p'-DDT在土壤相，水相以及沉积物相中的模拟计算浓度与野外样品实测平均浓度吻合度较高，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当研究系统达到平衡时，环境各相对α-HCH与p，p'-DDT容纳能力由大到小分别为沉积物，土壤，水及空气； α-HCH在土壤与沉积物中的储量之和为总储量的97.42%， p，p'-DDT则为99.89%，是其主要的汇区；α-HCH与p，p'-DDT从研究区域迁移消逝的主要途径为水的平流输出，在环境相间迁移过程中，α-HCH的主要迁移途径为水体向大气的迁移，而p，p'-DDT的主要迁移途径为水体向沉积物的迁移；灵敏度分析指出辛醇-水分配系数对数值logK_ow是影响污染物在环境相中浓度分布的最主要因素.

为定量研究不同时期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不同驱动特征，以地处农牧交错带的晋北地区为例，采用非监督分类与人工目视解译相结合的方法，获取研究区1986~2010年间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状况，采用典范对应分析（CCA）方法定量分析了不同阶段LUCC的自然与人为驱动特征.结果表明：1）CCA在分析长时期序列LUCC驱动力上有较好的解释力，CCA排序可以很好地提取LUCC与自然、人为因素之间的关系，反映不同时期土地利用变化受到的驱动作用；2）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草地、林地为主，土地利用变化类型以耕地与草地、林地与草地之间的互相转移为主；3）从不同时期LUCC的驱动因子来看，人口密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降水、坡度和高程是研究区各时期LUCC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区在1986~1995年间LUCC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坡度和高程等地形因素的驱动作用也愈来愈重要；4）从不同地类变化的驱动因子来看，耕地、草地等地类向居民用地、工矿用地转移的主要驱动力是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而林地，草地等土地覆被类型之间的转移主要受到坡度，高程和降水等自然因素的驱动.

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探究黄河三角洲光板地和4种典型盐生植被类型（翅碱蓬、獐茅、白茅和罗布麻）下土壤古菌群落组成和数量分布特征，揭示其对盐生植被演替的响应.结果表明，植被覆盖有利于降低土壤盐化程度、增加土壤营养物质含量，土壤速效磷随盐生植被在光板地-重盐土壤（翅碱蓬、獐茅）-轻盐土壤（白茅、罗布麻）中的正向演替有不断升高的趋势.5种覆被类型下土壤古菌在种群组成上差异明显，无植被覆盖的光板地具有最高的古菌群落多样性和丰富度，广古菌门为优势菌群.土壤古菌群落结构与盐生植被演替顺序不具有严格的一致性：当植被处于相同演替阶段时，土壤古菌群落结构不具明显的相似性；在不同演替阶段时，土壤古菌群落结构也未均表现出更大的差异性.随着盐生植被正向演替，土壤温度、电导率（含盐量）对土壤古菌群落结构多样性起促进作用，土壤全氮、碱解氮、有机质起抑制作用.

针对我国陆域废弃场地生态修复的技术需求，从生态安全角度提供了可操作性强的评估与优化方法和技术体系，重点包括场地调查，场地污染等级划分，阻力因子体系构建与模型分析，生态安全指标评估以及技术方案比选优化等步骤.研究同时展示了该生态安全评估与优化技术方法在典型陆域废弃场地生态修复中的具体应用，为陆域废弃场地的微尺度生态修复方案确定与优化提供了一种定量化科学方法.

利用源清单法对北京主城区的人为热进行研究，得出不同热源排放总量与时空特征并进行小区验证.结果表明：主城区的人为热年排放总量为1.11×10¹⁸J/a，为太阳辐射总量的8.1%，其中建筑排热占人为热排放的45.3%，交通和工业部分分别占30.1%、20.2%；人为排热总量最大的为朝阳和海淀区，占主城区总量的52.2%，最少的东城和大兴区均占7.7%；主城区平均排放强度为14.55W/m²，最大为西城区82.30W/m²，大兴区仅为2.61W/m²；人为热排放高值区多集中于北二环与北四环内，约为60~100W/m²，少数街道和地区排热在150W/m²以上，最高排热强度272~376W/m²为北京CBD区，人为热结果与遥感反演的地表温度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交通排热的月变化不显著，日变化系数在09：00、18：00左右较高，建筑排热在不同季节不同时刻均有明显差别，出现“双峰”现象，同人们作息规律相一致.

选择南京某居民区采样点，于2014年春节前后，采集大气PM_2.5样品，分析其中的V、Cr、Mn、Co、Ni、Cu、Zn、As、Cd、Ba、Sb和Pb等12种金属元素，结合富集因子、聚类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其来源进行了探讨，并采用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其危害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春节期间大气PM_2.5的平均浓度相比春节前上升11.4%，春节后相比春节期间下降31.1%.V、Cr、Mn、Ni、Cu、Zn、As、Cd、Sb和Pb的平均浓度相比春节前下降了5.5%（V）~56.7%（Zn）.PM_2.5及其载带元素浓度的变化反应了节日前后工厂、机动车排放及烟花燃放等污染源的变化.春节期间Ba平均浓度相比节前增加了16.2倍，而在节后下降了94%，表明节日期间的烟花燃放是Ba的一个重要来源.富集因子和地累积指数分析显示，Cd、Sb、Pb、Cu、Zn、As、Ni和Ba属于重度富集元素，其富集因子范围为21~2259.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表明，金属冶炼和燃煤、烟花燃放和机动车尾气、工业过程是采样期间重金属的主要来源，贡献率分别为57.5%、12.4%和9.9%.风险评价结果表明致癌性元素（Cr、Co、Ni、As和Cd）的风险指数分别为2.0×10^-6，8.9×10^-9，1.3×10^-8，1.9×10^-7和7.7×10^-9.除Cr外，其它值均低于致癌风险阈值范围（10^-6~10^-4），处于可接受水平.

模拟了典型固体燃料的民用燃烧及家庭烹饪食用油过程，分别采用烟尘罩稀释采样系统和小型烟尘罩采集烟气.利用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法测定了5种典型致癌杂环胺的排放特征.估算了2012年杂环胺排放量及不同情景下妇女炊事吸入杂环胺的致癌风险.结果表明，秸秆、薪柴、烟煤、无烟煤燃烧2-氨基-3-甲基-9H-吡啶[2，3-b]吲哚（MeAaC）排放因子均值为5.2~142.9μg/kg、2-氨基-9H-吡啶[2，3-b]吲哚（AaC）排放因子为0.6~37.8μg/kg，2-氨基-1-甲基-6-苯基咪唑并[4，5-b]吡啶（PhIP）排放因子为1.5~25.9μg/kg.植物油烹调MeAaC和2-氨基-3-甲基咪唑并（4，5-f）喹啉（IQ）排放因子均值分别为6.8μg/kg和1.5μg/kg.动物油烹调MeAaC、2-氨基-3，4-二甲基-3H-咪唑并喹啉（MeIQ）和AaC排放因子均值分别为6.2μg/kg、2.0μg/kg和1.1μg/kg.秸秆使用分别占PhIP、MeAaC和AaC 排放的93.0%、76.2%和76.2%.薪柴使用占AaC、MeAaC和PhIP排放的22.1%、7.7%和4.0%.烟煤使用占MeAaC、 PhIP和AaC排放的15.9%、2.8%和1.8%.健康风险评价表明，在缺乏有效排烟的情况下，使用烟煤（哈尔滨）或秸秆炊事的家庭妇女暴露于杂环胺总致癌风险分别为4.60×10^-5和1.84×10^-5，超过EPA建议值.使用薪柴或烟煤（包头）炊事的家庭妇女暴露于杂环胺总致癌风险分别为4.50×10^-6和4.31×10^-6，略高于EPA建议值.使用无烟煤及电能炊事妇女暴露于杂环胺总致癌风险为可忽略水平.

以青鳉鱼和大型溞为代表性水生生物，研究三唑酮对其不同测试终点的慢性毒性效应.结果显示，以生存、生长、繁殖为测试终点，青鳉鱼的NOEC分别为76，60，5μg/L，基于大型溞蜕皮次数、生长和繁殖的NOEC分别为25，100，200μg/L.由此可见，青鳉鱼比大型溞对三唑酮的毒性更敏感.比较不同测试终点，青鳉鱼的繁殖类指标最敏感，其次是生长、生存；相比大型溞的繁殖以及幼溞的生长，其幼溞的蜕皮次数指标更为敏感.因此，低剂量长期暴露下三唑酮会对水生生物的繁殖能力造成一定的损伤，评价其水生态安全应全面考虑不同生物种群的不同测试终点，尤其是鱼类繁殖毒性效应.

基于小微企业的视角，以COD为例，选取污染较为严重的第二产业，以湖南省资水流域邵阳段37家小微企业为样本探讨开征环境税对小微企业的影响.通过对小微企业的污染排放与经济效益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所选取的37家小微企业利税占比为1.09%而污染排放占比高达32.65%，呈现经济效益低而污染物排放高的特征，因此应成为环境税征收需要重点关注对象之一.同时对小微企业污水治理成本进行测算，发现被调查的小微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存在行业差距，最高为化工行业2.62元/污染当量，最低是食品加工行业的0.64元/污染当量，平均污水治理成本为1.74元/污染当量.最后考虑排放标准趋严、治理成本提高趋势下，通过设置1.40，1.74，3.48，7.50元/污染当量等4挡税率，探究不同环境税率对于小微企业的影响，调研样本显示：基于污染治理成本设置税率小微企业可以承受，并且提高税率可以显著地减少环境污染.

基于探索性多案例分析，使用扎根理论从协同治理层面析出电子废弃物回收产业链治理的影响因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进一步辨识影响电子废弃物回收产业链协同治理的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外部环境支撑和提升电子废弃物回收产业链中利益相关者的内外协同能力，进而影响协同治理的行为和效果；企业社会责任和环保责任意识、高层管理者能力及素质、借鉴国外技术与经验是企业内部协同治理的主要驱动力；环境和经济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鼓励生产商做拆解、与国内外同行企业沟通与合作则是企业外部协同的引擎.

基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方法分解影响环境污染的经济因素，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TVP-VAR）模型研究了各因素在不同时点、不同提前期对污染物排放的动态冲击特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具有提高企业生产率以及提升企业产品清洁度的双重效果，产生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了污染排放.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煤炭消耗产生不容易累积的烟煤型污染物，使得能源结构引致的污染效应在当期最为明显，且持续期较短.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幅提升有效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同时也呈现了一定的反弹效应.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渐增强、经济规模扩大对于环境污染的冲击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合理控制结构因素和规模因素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成为了降低污染水平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