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2018年春节期间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情况，利用近地面污染物浓度数据、激光雷达组网观测数据，结合WRF气象要素、颗粒物输送通量和HYSPLIT气团轨迹综合分析污染过程.结果表明，春节期间出现3次污染过程.春节前一次污染过程，各站点PM_2.5浓度均未超过200μg/m³；除夕夜，廊坊站点PM_2.5峰值浓度达到504μg/m³，是清洁天气的26倍；年初二~初五，各站点PM_2.5始终高于120μg/m³，且污染主要聚集在500m高度以下，北京地区存在高空传输，800m处最大输送通量达939μg/（m³·s），此次重污染过程为一次典型的区域累积和传输过程.京津冀地区处于严格管控状态时，燃放烟花爆竹期间PM_2.5峰值浓度可达无燃放时PM_2.5峰值的3.2倍.为防止春节期间重污染现象的发生，需对静稳天气下燃放烟花炮竹采取预防对策.

搜集10类氨（NH₃）的人为源活动水平数据，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了1996~2016年湖北省NH₃排放量，利用GIS进行1km×1km的空间分配.分析了不同地理单元（西部山区城市、中部平原城市、东部特大城市和东部中小城市）的NH₃排放源结构和单位排放量的差异.结果表明，湖北省NH₃排放量由1996年的375.0kt增长至2016年的475.4kt，年均增长率为1.2%.西部山区城市NH₃排放增加最快，年均增长率为3.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农业源是最主要贡献源，畜禽养殖和氮肥施用排放的NH₃分别占总排放量的71.6%和15.8%.除畜禽养殖和氮肥施用外，废弃物处理和生物质燃烧分别是东部特大城市和中部平原城市NH₃的重要排放源，分别占全省该类源NH₃排放总量的76.1%和41.5%.值得注意的是，东部特大城市的工业生产、人体排泄、机动车尾气排放和化石燃料燃烧等排放的NH₃占比均高于其它3种地理单元，需引起关注.

利用近5a深圳西部城区（大学城）大气臭氧（O₃）在线监测数据，结合深圳大学城超级站大气复合污染综合观测，获取了大气O₃演变趋势，并探究O₃超标日气象条件及其前体物的组成变化以期掌握大气O₃超标成因.结果表明，深圳大学城大气O₃日最大8h平均体积分数上升速度达1.1×10^-9/a，超标率达到6%以上.高温低湿的气象条件更容易促进大气O₃生成，高温时光化学反应强烈有利于O₃的本地生成，而低湿可能不利于O₃的湿去除从而导致污染积累.挥发性有机物（VOCs）不同组分在O₃超标日上升幅度（70%~95%）明显高于NOx（28%），且O₃高值浓度分布在高VOCs低NOx区域，说明深圳大学城大气O₃生成主要受VOCs控制.O₃超标日的甲苯与苯比值（T/B）在夜间超过10表明可能存在大量工业排放；而含氧挥发性有机物（OVOCs）在午间（12：00~14：00）的消耗相较于非超标日高出了1倍左右，表明工业活动排放的OVOCs对白天O₃生成可能贡献显著.

采用2018年6月以及2017年10月南京黑碳气溶胶（BC）垂直观测数据和Mie散射理论计算BC光学厚度（AOD_BC），并将结果输入TUV辐射传输模型，探讨BC对光解系数J[O¹D]和J[NO₂]日变化及垂直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地面，J[O¹D]和J[NO₂]日变化均呈单峰型分布，峰值在正午12：00，但BC对J[O¹D]和J[NO₂]的衰减作用正午时最小，在6：00和18：00左右较大，最大分别可达-13.7%和-19.0%.AOD_BC与光解系数呈非线性负相关，BC对光解系数的衰减能力随着AOD_BC增大而下降.当天顶角为0°时，光解系数对AOD_BC的变化最敏感.在边界层0~1km内，光解系数与高度呈线性正相关，这与紫外辐射密切相关，J[O¹D]和J[NO₂]在垂直高度上与紫外辐射的相关系数R均高达0.99.BC对光解系数的衰减程度随高度下降而增大，但幅度较小，距平的最大值仅0.1%.

利用2013年地基CE-318太阳光度计观测数据，结合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MODIS）遥感产品和HYSPLIT后向轨迹分析，研究了一次东南亚生物质燃烧污染长距离输送至中国西南昆明站点过程（2013年4月5~8日）中，气溶胶光学特性和辐射特性的变化及其可能来源.结果表明，此次污染过程期间，我国西南地区生物质燃烧活动较少，而中南半岛地区生物质燃烧活动显著.4月5~7日，昆明站点气溶胶光学厚度（AOD）升高，消光波长指数（EAE）和吸收波长指数（AAE）均增大.此外，依据EAE和AAE分类方法，5~6日昆明站点以城市工业气溶胶为主，7~8日以生物质燃烧气溶胶为主，其细模态峰值半径（0.11μm）小于5~6日（0.15μm），7日细模态粒子体积浓度峰值（约为0.16μm³/μm²）是5日的2倍.气溶胶直接辐射强迫（ARF）日变化结果表明4月7日气溶胶对地表的降温效应达到最大，对大气的加热作用最强.气溶胶直接辐射强迫效率值（ARFE）的变化表明生物质燃烧气溶胶对大气顶的降温作用减弱.MODIS遥感以及HYSPLIT模式后向轨迹表明，此次昆明站点生物质燃烧气溶胶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地区（主要是印度北部、印缅北部和不丹地区）.

采用等体积分浸法制备Pt-Sn/Al₂O₃蜂窝催化剂（Pt含量仅为0.06wt%）.运用X射线衍射（XRD）、透射电镜（TEM）等技术对催化剂理化性质进行表征，并选取4种代表性C₆烃（苯、环己酮、环己烷和正己烷）对催化剂性能进行评价.活性评价试验中，Pt/Sn比为3/1催化效果最佳.此时4种C₆烃转化率达到90%的温度（T₉₀）较Pt催化剂均降低约20℃，其原因在于Sn可将Pt分割为较小的团簇提高Pt分散度.寿命评价试验以环己烷为例同Pt-Sn蜂窝催化剂连续运行720h，催化活性无明显变化，其原因在于，Sn可有效抑制其粒径增长；Pt₃Sn合金降低表面对C₆烃的吸附，减少催化剂表面积炭.

为了明确生活垃圾初期收运过程中恶臭物质的释放特征，对典型垃圾收运压缩车和非压缩车展开了为期一年的监测.共检出了6大类别75种恶臭物质，其中以乙醇为主的含氧化合物浓度最高，平均检出浓度超过360μg/m³.垃圾初期收运车辆释放的恶臭物质在秋季污染水平最高，而冬季污染水平较低.通过对全部样品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压缩车与非压缩车释放恶臭物质的种类与浓度之间并无明显差异.根据阈稀释倍数法，乙醇、萘、二氯甲烷、二甲二硫醚和丙烯醛被筛选为典型恶臭物质.其中含硫化合物嗅阈值低，即使浓度很低也容易被感受到，在检测过程需要格外关注.本研究可为固体废物收运与管理过程的二次污染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提出一种入侵杂草算法改进的粒子群算法（IWO-PSO）用于支持向量机（SVR）算法来快速实时检测甲烷气体浓度系统，气体红外激光差分吸收法检测系统基于甲烷气体分子在1650nm处泛频光谱吸收带，结合可调谐二极管吸收光谱（TDLAS）与波长调制光谱（WMS）.选择半导体激光器瞬时输出光功率变化范围5.0~10.6mW，瞬时波长变化范围1650~1651nm，瞬时调谐频率范围0.0048~0.0115nm/mA；采集山东淄博某农场2019年3月份全天气体样本，随机抽取15组样本作为训练集，建立以光谱峰面积作为输入值与气体浓度作为输出值的IWO-PSO-SVR、SVR、PSO-SVR和PSO-BP定量分析模型，对测试集4种浓度的甲烷分别进行预测；结果表明，通过IWO-PSO-SVR定量分析模型效果最佳，4种甲烷浓度预测值与真实值相对偏差分别为0.115%、0.109%、0.131%、0.120%，均低于0.0014；相关系数分别为0.9987、0.9966、0.9899、0.9975均高于0.98；预测时间分别为1.35、1.54、1.35和1.33s，模型经过1000次训练对气体的检测精度为10^-5，与同类别检测系统相比，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工程应用价值.

为研究唐山城市上空CO₂与CO浓度时空分布，进一步定量其碳排放，于2018年11月~2019年3月，利用运十二飞机搭载高精度温室气体分析仪和相关辅助设备，对唐山市上空（200m~4600m）CO₂与CO浓度进行飞机探测.探测期间共取得6组CO₂和CO浓度垂直廓线数据.结果表明：探测期间CO₂浓度变化范围406×10^-6~453×10^-6，CO浓度变化范围27×10^-9~1135×10^-9.夜间探测有明显的混合层存在时，CO₂与CO浓度分布在混合层内有向上聚集现象，且在混合层顶均达到最大值；白天探测无明显的混合层存在时，浓度整体随高度增加而减小.在探测期间整层的平均风力小于4级时，CO₂和CO浓度极显著相关，CO₂和CO浓度比变化范围32.2~43.9.以2019年2月23日白天的架次为案例进行分析，微风条件下空气团经过城市后，CO₂和CO浓度均有所增加，显示当日唐山是CO₂和CO的源，结合质量平衡法或大气反演模式可以进一步估算城市CO₂和CO排放量.

基于利用AMDAR数据确定大气混合层高度进而对飞机不同工作状态下的时间进行修正的计算方法，核算了2017年华北地区6座典型机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结果显示，6座机场NO_x、CO、VOC、SO₂与PM_2.5的排放总量分别为21504.2，7074.8，1424.0，1283.6和323.2t.飞机源NO_x、CO、VOC与SO₂的排放量远高于机场内其他污染源，而对PM_2.5的排放贡献相差较小.HC与CO的排放主要集中在滑行阶段，占比分别为90.6%与90.2%，而NO_x、SO₂与PM_2.5的排放主要集中在爬升阶段，排放占比分别为58.9%、38.7%和43.5%.6座机场1月份污染物排放量较低，在8月份达到峰值.基于本研究建立的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利用WRF-CAMQ模型研究机场排放对周边区域PM_2.5浓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机场区域小时最大贡献浓度为3.24μg/m³；距离机场5km处的年均贡献浓度与小时最大贡献浓度分别为0.08和2.84μg/m³.

为研究非球形颗粒在磁场中被磁性纤维捕集的动力学行为，以钢铁行业炼钢过程中转炉和精炼炉中排放的转炉灰和精炼灰等两种粉尘为基础，利用形状系数计算公式得出的φ=0.21，0.78，0.81，1.00分别表示圆片形（厚度H=底面圆直径d/40），椭球形（x轴赤道半径：y轴赤道半径：z轴极半径=a：b：c=1：1：4），正方体形，球形颗粒，并对其进行研究.模拟结果表明，相同工况参数下，当形状系数接近时，捕集效率和运动轨迹与粉尘颗粒具体表现的形状特征无关.在传统单纤维捕集过程中，当入口风速v=0.1m/s，d_p>2.0μm时，形状系数相差越大，捕集效率差距越大.形状系数对颗粒被捕集影响程度大小与单纤维捕集效率增减呈正相关；在磁性纤维产生的磁场中v=0.1m/s，d_p>0.5μm时，形状系数相差越大，捕集效率差距越大.φ≥0.4时，捕集效率随形状系数的增加趋于稳定，形状系数对颗粒被捕集影响程度大小与单纤维捕集效率增减无关；在高梯度磁场中v=0.1m/s，d_p=1.0μm时，形状系数相差越大导致捕集效率之间差距越大的规律越明显.当v=0.1m/s，0.5μm≤d_p≤2.5μm时，形状系数对颗粒被捕集影响程度的大小与单纤维捕集效率增减呈正相关.

为研究机动车道路行驶过程中轮胎磨损排放的颗粒物理化特性，利用轮胎轮廓仿真磨耗仪，对国内主流17种轮胎胎面进行仿真磨耗实验，获得颗粒物样品，提取并检测其中18种元素和20种多环芳烃（PAHs）的含量.结果显示，元素和PAHs含量因轮胎品牌和速度等级的不同而差异显著.18种元素平均含量为（99.04±68.43）mg/g，占样品总重的9.90%，其中Si（88.97±67.85）mg/g、Zn（6.77±1.64）mg/g和Na（1.05±0.75）mg/g的平均含量均超过1mg/g，Cd的含量最低，为（0.43±0.31）μg/g.20种PAHs含量之和（∑20PAHs）在12.13~433.64 μg/g，平均为（94.13±110.18）μg/g，PY的平均含量最高（30.98±31.27）μg/g，其次是CHR、BaP、FA、PHE和BghiP，平均含量最低的是AC（0.58±0.2）μg/g；从环数看，以4环PAHs为主（占∑20PAHs的45.03%~67.93%），其次为3环（平均含量为15.45%）和5环（平均含量为12.62%）.总体来说，国外品牌轮胎样品中元素和PAHs含量略高于国内品牌，而主要PAHs环数略低于国内品牌.

自下而上建立2018年中国高分辨率钢铁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HSEC，2018），定量模拟中国钢铁企业2018年和未来年情景下排放各种大气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2018年，中国钢铁行业共排放SO₂、NO_x、PM₁₀、PM_2.5、PCDD/Fs、VOCs、CO、BC、OC、EC、氟化物分别为29.02万t、66.57万t、28.73万t、11.69万t、2.24kg、89.21万t、4057.49万t、0.45万t、0.61万t、0.06万t、0.88万t，焦化、烧结、球团、高炉4个铁前工序是中国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主要排放环节，中国钢铁行业对各省份SO₂、NO_x、PM_2.5年均浓度贡献比例平均值分别为2.85%、3.37%、1.54%；未来年，中国钢铁企业SO₂、NO_x、PM₁₀排放量分别为4.94万t、7.58万t、4.11万t，分别下降了82.98%、88.61%、85.69%，中国钢铁行业对各省份SO₂、NO_x、PM_2.5年均浓度贡献比例平均值分别为0.31%、0.22%、0.02%.

实验采用生物膜-活性污泥复合工艺（IFAS），探究了不同进水NH₄⁺-N负荷以及游离氨（FA）浓度下的好氧氨氧化细菌（AOB）和亚硝酸盐氧化细菌（NOB）的动力学特性，考察了不同微生物聚集体（悬浮污泥和载体生物膜）对于NH₄⁺-N去除的贡献，同时对其中的生物吸附和生物降解进行定量分析.利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观察了总菌、AOB和NOB的数量以及空间结构的变化.结果表明，随着进水NH₄⁺-N浓度逐渐升高，出水NO₃^--N浓度逐渐下降，NO₂^--N得到大量积累，当进水NH₄⁺-N浓度为480mg/L时，NH₄⁺-N去除率和亚硝酸盐氮积累率（NAR）分别稳定在95%和80%以上，而FA由（2.77±0.07）mg/L增加至（16.35±0.3）mg/L时，NAR由9.42%增加至83.31%，实现了对NOB的抑制.在NH₄⁺-N的去除过程中生物吸附和微生物降解分别占NH₄⁺-N去除量的3.4%和88.1%，悬浮污泥和生物膜中AOB占比分别由27.4%和10.3%增加至41.3%和18.1%，表明悬浮污泥比生物膜更有利实现对于AOB的富集.

通过一种新型的短程反硝化-厌氧氨氧化（Partial Denitrification/Anammox，PD/A）固定生物膜工艺，同步处理模拟的低C/N城市污水厂生活原水和二级出水，研究了不同进水C/N（1.3，1.5，1.6，1.8）和不同pH值（7.5，8.0，8.5，9.0）下该工艺的脱氮效果.结果表明，逐步提高进水C/N强化了系统的完全反硝化作用，平均NO₃^--N去除率从52.3%增长至85.7%；较高的进水pH值促进了短程反硝化过程中NO₂^--N的积累，继而强化了厌氧氨氧化的自养脱氮作用，平均NH₄⁺-N去除率从82.2%增长至89.7%.在C/N=1.6、pH=9.0的条件下，该工艺达到了88.3%的TN去除率，出水TN稳定低于2mg/L.此外，分析了PD/A固定生物膜工艺在传统AAO工艺升级改造中的潜力.

构建了套筒式机械搅拌磷酸铵镁结晶-斜板强化沉淀反应器用于处理高浓度氮磷废水，并回收磷酸铵镁晶体.考察了搅拌转速、水力停留时间以及颗粒碰撞总次数（GT值）对运行效果的影响，并利用计算流体动力学软件（Fluent18.1）对反应器流态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了反应器结构设计的合理性，为磷酸铵镁结晶-沉淀反应器设计及运行提供技术参考.结果表明，反应器在转速为250r/min、水力停留时间为0.375h、平均GT值范围在14000~20000之间时，氨氮的平均回收率为76.00%以上，磷的平均回收率为97.00%以上，晶体的平均粒径达到20.515μm，出水浊度一直稳定在2NTU以下.扫描电镜以及X射线衍射分析表明，沉淀物为纯净的磷酸铵镁.反应器内不同区域的水力分级明显：混合反应结晶区流态为湍流区，缓冲区和磷酸铵镁收集区流态为过渡区，固液分离区流态为层流区.反应器的流态特征表明，在适宜的运行参数下该反应器的结构设计满足晶体形成、生长与固液分离的水力需求.

采用经3-氨基丙基三甲氧基硅烷（APTMS）修饰的纳米二氧化硅（SiNPs），对正渗透聚酰胺复合膜（TFC）进行抗污染改性.在静电吸附作用下，APTMS-SiNPs可通过表面涂覆的方式接枝在带负电的TFC表面，以提高膜的亲水性和抗污染效能.改性后，大量纳米材料成功接枝在膜表面，膜表面的接触角降低了54%，而膜电位和表面粗糙度无明显变化.采用海藻酸钠作为代表污染物，对原膜和改性膜的动态污染行为进行探究，通过监测污染阶段的通量变化和膜表面滤饼层含量，发现改性膜在膜污染后期表现出优良的抗污染性能，最终通量衰减降低了28%，膜表面滤饼层含量减少了35%.改性膜的抗污染性能主要归因于APTMS-SiNPs带来的膜表面亲水性的大幅提高.

为探究pH值对亚硝酸盐氧化菌（NOB）活性动力学影响，本试验采用序批式活性污泥（SBR）反应器，以富含NOB的活性污泥为对象，基于Monod模型考察不同pH值对NOB活性动力学的影响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表明，Monod方程可较好地反映不同pH值条件下基质底物浓度对NOB比亚硝态氮氧化速率（SNiOR）的影响，且pH=7.0时动力学参数Ks为（6.167mg/L），r_max为[1.134g/（g·d）]，此时NOB活性最好.利用钟形经验模型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最大比降解速率（r_max）随pH值的增大呈钟形变化，本试验NOB的最佳pH值为（6.9±0.1），其中r_max维持在r_opt一半以上的pH值范围（ω）为（3.26±0.4）.以亚硝酸盐氧化还原酶类基因（nxrA、nxrB）为引物，基于荧光定量PCR技术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pH值条件下nxrA基因和nxrB基因拷贝数的变化趋势均与动力学参数（Ks、r_max）的规律一致，且nxrA和nxrB基因在系统的降解过程中起协同作用.

以五水硝酸铋，氯化钾，乙二醇和P123为原料，用微波水热合成法制备出具有花球状的BiOCl.通过优化微波功率，温度和微波保持时间3种因素，发现微波功率为600W，温度为120℃，保持时间为30min时制备的BiOCl在模拟太阳光下对甲硝唑的降解效果最为显著.利用XRD和SEM对制备的BiOCl进行表征，考察了BiOCl的晶体结构和表面特征.同时研究了BiOCl投加量，甲硝唑浓度及pH值对甲硝唑降解的影响.结果表明，当BiOCl的投加量为2g/L，甲硝唑的初始浓度为5mg/L，体系初始pH值为3时，BiOCl对甲硝唑的降解效果达到98.3%.通过自由基捕获剂实验，发现光催化降解甲硝唑反应中的主要活性物种为空穴（h⁺）和过氧自由基（·O₂^-）.

采样分析了来自中国西南地区6个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3个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渗滤液原液及场内处理出水，发现3种水样中17种全（多）氟化合物（PFAS）浓度分别在1805~43310，7228~16565和55~185ng/L之间；呈现以全氟丁烷羧酸（PFBA）和全氟丁烷磺酸（PFBS）等短链、偶数链PFAS为主的污染特征.对比位于相近地理区域的焚烧厂和填埋场渗滤液，发现两者PFAS组成类似，而前者PFAS浓度与运行时间为2a的填埋场渗滤液相似，高于运行时间较长（15a）的填埋场渗滤液.研究结果将为我国西南地区垃圾渗滤液PFAS赋存现状提供基础信息，并为预防和控制PFAS产品生产和使用带来的环境污染提供重要数据支持.

针对传统消毒技术的安全风险问题，以维护供水管网水质安全为目标，引入茶多酚作为辅助消毒剂和紫外线消毒联用，模拟供水管网系统探究不同管材和水力停留时间下紫外线-茶多酚联合消毒的消毒效果，分析管壁生物膜形貌和菌落分布的变化.结果表明，75mg/L是紫外线-茶多酚联合消毒时茶多酚的较优投加量，可保持48h消毒效果.模拟管网运行过程中整体水质较好，但管材对管网消毒效果的影响较大，30d内球墨铸铁和UPVC管网中细菌量超过100CFU/mL的频率分别为80%和0%，紫外线-茶多酚联合消毒在UPVC管网中消毒持续性较强.与紫外线消毒相比，紫外线-茶多酚联合消毒对管壁生物膜的破坏效果更明显，且对生物膜中的蓝藻菌和肠道致病菌杀灭效果更强，有利于保障管网水质的安全性.

采用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技术，以镍，铁，钼，不锈钢4种材料作为电极，分别在有平行磁场和无平行磁场的条件下，考察了不同电极材料对亚甲基蓝降解率和能量利用率的影响.实验中发现电极材料的不同会影响亚甲基蓝的降解效果，其中镍电极在处理8min后亚甲基蓝降解率可达99%，降解效果最好，电极材料还会影响平行磁场对亚甲基蓝降解的促进效果，铁和镍电极的能量利用率相比无磁场时提高了约20%，而钼和不锈钢只有5%~10%.通过研究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体的产生机理和二次电子发射原理，发现这些差异是由电极材料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和磁导率的不同导致的，4种材料中铁的二次电子发射系数最大，电子雪崩过程中产生的高能电子更多，因此降解效果最好，铁和镍的磁导率最大，放电空间内的磁感应强度更高，因此平行磁场对亚甲基蓝降解率和能量利用率的提升更大.

以金霉素为降解对象，采用沉淀法制备α-FeOOH光催化剂，进一步将其用共价结合法负载在陶瓷膜上，用SEM、XRD、EDS、UV-Vis和FTIR对α-FeOOH和光催化陶瓷膜进行表征.结果表明催化剂α-FeOOH呈针状或纺锤长片状，长宽分别为500~550nm、25~50nm，经α-FeOOH改性的陶瓷膜孔隙率由14.83%变为8.11%.研究光芬顿陶瓷膜耦合体系对金霉素的降解效率和动力学行为，确定了光芬顿陶瓷膜耦合体系的最优降解条件为金霉素初始浓度50mg/L，H₂O₂投加浓度10mmol/L，UV强度为3796.6μW/cm².进一步利用UV-Vis光谱分析了两种体系对金霉素的降解机理，光催化剂体系下，H₂O₂的浓度基本保持不变，而光芬顿陶瓷膜耦合体系下H₂O₂的浓度先升后降，同时后者在同一时间点对TOC和NH₄⁺-N去除率更高，表明光芬顿陶瓷膜耦合体系氧化能力更强，对金霉素的降解更为彻底.

采用污泥活性炭（SAC）、TiO₂/SAC、Fe₃O₄/SAC作为敏化剂，结合微波处理技术对污泥进行了预处理，通过分析滤液中COD、DNA、氮、磷、有机物的含量及组分，探索微波+敏化剂的最佳处理条件.SAC负载TiO₂和Fe₃O₄后强化了其对电磁波的介电损耗和磁滞损耗，tan δ_ε分别增加了1.8和1.3倍，tan δ_μ分别增加到0.26和0.67.TiO₂/SAC投加量为0.25g/gSS时，样品滤液的COD浓度是1900mg/L，是原污泥和单独微波处理的4.52倍和1.86倍；Fe₃O₄/SAC投加量为0.35g/gSS时，样品滤液的COD浓度是2540mg/L，是原污泥和单独微波处理的6.05倍和2.45倍，Fe₃O₄/SAC强化污泥破壁效果更好.此时，样品滤液中TN、TP、蛋白质、多糖浓度分别为原污泥的7.7倍、16倍、7.49倍和71.69倍，微生物胞内和胞外聚合物中的物质大量释放，滤液中的溶解性有机物大大增加.微波+敏化剂的预处理方法有利于对污泥中氮、磷及有机物进行资源化利用与回收.

为了优化最适宜的预处理条件，探究了不同高铁酸钾（PF）亚硫酸钠（Na₂SO₃）投加量对污泥EPS剥离和有机物转化短链脂肪酸（SCFAs）的贡献情况.结果表明，Fe（VI）/S（IV）联合预处理对污泥结构，尤其是紧密附着层EPS有较强的分解作用.当PF/Na₂SO₃的物质的量比从0/1（单独Na₂SO₃组）增加至2/3时，SCFAs的最高产量由1169.5mg COD/L增加到4796.9mg COD/L（第4d），是单独Na₂SO₃和PF实验组的4.5和1.6倍.同时，当PF/Na₂SO₃物质的量比为2/3时，溶解性糖类和蛋白质释放量达到最大值，分别为260.1和2212.2mg COD/L.因此，适宜剩余污泥发酵产酸的最佳PF/Na₂SO₃物质的量比为2：3.基于本研究结果，结合传统厌氧发酵各个阶段，阐明了Fe（VI）/S（IV）强化污泥产酸的机理，为采用基于SO₄^·-的高级氧化方法强化污泥发酵产酸技术的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为探究成型形状和填埋方式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固化体中重金属浸出的影响，设置固化体尺寸分别为10×10×10cm、10×10×2.5cm、DN=3cm（球），同时设置码放、散乱堆放2种填埋方式进行动态浸出试验.结果表明，在固化体开裂前，球状与长方体、整齐码放与散乱堆放的浸出液pH值存在显著差异；单位质量固化体重金属Pb、Zn、Cr累积浸出量随固液接触面积、堆填散乱度、液固比的增大而增加，固化稳定化飞灰中重金属的浸出符合缩芯模型且主要由扩散过程控制，试验前段Pb、Zn、Cr的2种速率常数与固化体成型比表面积、堆填散乱度、液固比正相关.因此，要减少生活垃圾焚烧厂原灰中重金属的浸出，提高生活垃圾填埋场共处置飞灰固化稳定化产物的安全性，固化体成型时应尽量缩小比表面积同时避免散乱填埋.

利用全国地球化学基准计划在滇黔桂岩溶区35个点位采集的70件河漫滩表、深层土壤样品，分析了As、Cd、Cr、Cu、Hg、Ni、Pb和Zn 8种重金属元素含量特征，探究了重金属来源、污染状况及潜在生态风险.结果表明，8种重金属元素含量大部分均高于全国土壤背景值，在滇东南地区含量最高，桂西北地区最低.表层土壤Cd、Hg明显富集，As、Cr、Cu、Ni与深层土壤含量相当；As、Cd、Hg、Pb、Zn在农田、菜地中明显高于深层土壤，Cr、Cu和Ni在各类土地中与深层土壤相当.因子分析结果显示，表层土壤中Cd、Cr、Cu、Ni受地质背景控制，As、Pb、Zn既与地质背景有关，也受人为活动影响，Hg受人为活动影响较严重；深层土壤中Cd、Cr、Cu、Ni、Cr、Zn继承了区域母岩特征，As、Hg和Pb受地质背景和人为活动双重影响.地累积指数法和富集因子法污染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河漫滩表层土壤中Cd、Hg污染较重，As、Cr、Cu、Ni、Pb、Zn大部分为轻度污染或无污染.各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指数高低顺序依次为Hg > Cd > As > Cu > Ni > Pb > Cr > Zn，Cd和Hg的生态风险指数之和占综合指数的82.43%，生态风险最高；滇东南地区重金属潜在风险综合指数最高，具重度生态风险.

土壤有机质是影响多环芳烃（PAHs）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有机质组分结合的PAHs生物有效性和环境风险有所不同.本文对6个野外污染土壤中15种优控PAHs的含量和组成及其在土壤轻组（LF）和重组（HF）中的分配特征进行了研究，并采用苯并[a]芘（BaP）毒性当量浓度（TEQ_BaP）评价了全土、LF和HF中PAHs的生态风险.结果表明，6个土样中15种PAHs总量范围为8.31×10²~2.97×10⁴μg/kg，4环PAHs百分含量最高，范围为35.7%~59.6%.6个土样LF中PAHs总量范围为2.38×10⁴~1.17×10⁵μg/kg，HF中PAHs总量范围为3.75×10²~2.12×10⁴μg/kg.虽然土壤中LF质量百分比只有1.0%~9.8%，但其结合的PAHs量却占土壤中PAHs总量的5.9%~60.6%.LF中15种PAHs总TEQ_BaP值范围为2.99×10²~1.68×10⁴μg/kg，分别是全土和HF的2.7~33.2倍和3.6~69.5倍.在PAHs污染土壤修复和生态风险评估中，应重视LF中PAHs.对LF中PAHs量占土壤中PAHs总量百分比较高的土壤，可以通过分离LF的方法来修复污染土壤.

针对我国锑水生生物水质基准缺乏的问题，收集筛选了锑对淡水水生生物的急性和慢性毒性数据，使用评价因子法、毒性百分数排序法和物种敏感度分布法分别推导我国锑的淡水水质基准，通过综合分析和比较，选择物种敏感度分布法推导的急性和慢性的水质基准值（466.62μg/L和88.71μg/L）作为最终的基准推荐值.通过与国内外现有锑相关水质标准进行比较，提出在我国相关水质标准修订中分别制定保护水生生物和人体健康水质标准的建议，避免水质标准对水生生物的"过保护"问题.

以漓江流域为例查明不同水体之间氢氧稳定同位素组成特征，并探讨氢氧稳定同位素对漓江流域的蒸发过程指示作用.结果表明：流域内不同水体之间，氢氧稳定同位素表现出不同的组成特征，地表水和地下水，在丰水期δD值和δ¹⁸O值要比枯水期更容易富集，地下水的δD值和δ¹⁸O值分布范围较地表水小；随着水温的升高，δ¹⁸O的变化趋势比d-excess明显.从漓江上游到下游高程逐渐下降，河水线的斜率和截距也在逐渐减小，其中漓江下游河水线的斜率和截距要低于当地大气降水线，表明下游受到蒸发作用较强烈；地下河水线、地表河水线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当地大气降水线，但偏离程度较小，表明三者之间有很好的水力联系.受温度和湿度的共同影响，漓江干流丰水期河水的蒸发量占最初水体总量的0.7%~9.1%，枯水期河水的蒸发量占最初水体总量的2.6%~9.7%，丰水期的蒸发比例低于枯水期，从上游到下游蒸发比例在逐渐上升.研究区蒸发量估算值为959.40mm，与多年实测值少43.11mm，相对误差4.70%.氢氧稳定同位素对研究区降水、地表水、地下水之间的转换规律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今后的漓江流域水文研究中有着更加广阔的空间.

以大辽河为研究对象，选取8个典型区域的沉积物，采用密度浮选法，结合体视显微镜及μ-FTIR，进行大辽河沉积物中微塑料的组成及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大辽河沉积物微塑料平均丰度为（66.67±79.93）个/kg；其中位于鞍山海城市的DL5丰度最高，为（193.33±172.43）个/kg，辽阳县柳壕镇的DL6丰度最低，为（20.00±34.64）个/kg；微塑料颜色以白色、黑色、黄色为主（83.75%），形状以纤维、薄膜、碎片为主（91.25%），粒径以（1000~2000）μm为主（33.75%）.通过红外光谱分析可得出，大辽河沉积物中薄膜类微塑料的主要成分是聚酰胺（PA）、聚丙烯（PP）和聚乙烯（PE），碎片类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PE）和聚丙烯（PP），泡沫类和颗粒类的主要成分是聚苯乙烯（PS），纤维类的主要成分是人造丝（RY）及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总体上，该研究区域沉积物中微塑料的丰度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本研究可为我国淡水河流沉积物中微塑料的污染分布研究提供基础科学数据.

为研究双酚A（BPA）在河口水中的光解动力学及水中重要溶解性组分对其光解的影响，在广西钦州大榄江连接茅尾海的河口水域采取水样，通过模拟日光实验研究了河口水中BPA的光解动力学，及河口水中的重要溶解性组分Cl^-，Br^-，溶解性有机质（DOM），NO₃^-和HCO₃^-对BPA光解的影响.结果表明，河口水中BPA的光解速率常数k值比纯水中大，且上游水样中BPA的k值是下游水样的2.5倍.稳态光解实验表明DOM及其与卤素离子作用显著影响BPA的光解，虽然NO₃^-也影响BPA光解，但与DOM共存时，NO₃^-的影响不明显.自由基淬灭和竞争反应动力学实验发现激发三重态DOM（³DOM^*）和卤素自由基（HRS）是决定河口水样中BPA光降解的主要活性物种，且³DOM^*与BPA的反应活性（二级反应速率常数k_3DOM*，BPA=4.42×10⁸L/（mol·s）要高于HRS与BPA的反应活性（k_BPA，Cl·=2.11×10⁸L/（mol·s），k_BPA，Cl2·-=8.5×10⁶L/（mol·s）.下游水样中高含量的卤素离子（292mmol/L）易淬灭³DOM^*产生反应活性较低的HRS，致使下游水体中BPA的光解速率低于上游水体.

于2016~2017年5~9月采集祁连山东端（乌鞘岭、古浪、天祝）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样品进行水化学分析，综合运用统计分析、Piper三线图、Gibbs图以及离子比值等方法探究了祁连山东端地表水和地下水主要离子组成特征、来源以及时空变化.结果表明，祁连山东端地表水和地下水化学组成中优势阳离子为Ca²⁺和Na⁺，Ca²⁺的平均浓度为76.897mg/L，占比73.89%；Na⁺的浓度为16.592mg/L，占比15.94%.优势阴离子为HCO₃^-和SO₄^2-，HCO₃^-浓度190.117mg/L，占比68.71%；其次是SO₄^2-，平均值为67.565mg/L，占比为24.42%.乌鞘岭河水、地下水，天祝河水、地下水的水化学类型为HCO₃^--Ca²⁺型，古浪河水、地下水水化学类型为HCO₃^--Ca²⁺-Mg²⁺型，处于水化学易变区.不同水体离子来源于岩石风化，主要受碳酸盐与硅酸盐风化溶解共同作用控制，人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贡献了水体的离子来源.不同水体主要离子浓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各不相同，整体上大部分水体的离子浓度随时间变化不明显，总体趋势较平缓.

以浑河流域为研究区，在现场调查、动态监测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浑河流域的具体实际条件，包括水文和水文地质条件，分别建立了浑河流域地表水地下水水流耦合模拟模型及水质耦合模拟模型.模拟对象包括地表水、包气带水和饱水带水.运用HydroGeoSphere（HGS）技术系统对地表水和地下水进行联立并行同步求解.根据浑河流域地表水地下水同步动态监测资料，分别对地表水地下水水流和水质耦合模拟模型进行了校正和检验.之后，根据设定的情景方案，应用所建立的模拟模型对浑河流域地表水地下水未来的水质污染状况进行了预报.结果表明：基于HGS技术系统的地表水地下水水流和水质耦合模拟模型能够刻画流域地表水地下水各自的运动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水力联系与相互转换关系.若地表水受到污染（如农田施肥），不仅会影响到地表水，也会对地下水造成影响，反之亦然.

为揭示地下水波动带中细菌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地下水环境相互作用关系，选取哈尔滨市第一水源地作为研究区，采集地下水样品以及波动带不同深度（0~5m非饱和带和6~50m饱和带）含水介质样品，分别用于水化学分析和16S rRNA细菌高通量测序，依托冗余分析定量表述地下水质参数与细菌群落相关性.水化学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地下水主要污染物为Fe、Mn、NH₄⁺和有机质，Fe、Mn超标与研究区特定地质背景有关，NH₄⁺和有机质主要来源于人类活动.微生物分析结果显示，非饱和带和饱和带的细菌群落结构差异性显著，非饱和带细菌群落丰度和多样性显著高于饱和带，Proteobacteria、Bacteroidetes、Actinobacteria、Firmicutes和Acidobacteria为研究区优势门，在非饱和带和饱和带的累积相对丰度分别为82.89%和98.64%.冗余分析（RDA）结果显示，门水平上非饱和带中与水质演化强相关的细菌类群是Bacteroidetes、Proteobacteria、Actinobacteria、Verrucomicrobia，贡献率分别为15%、14.8%、8.9%和5.2%；饱和带中对地下水质演化起主要作用的类群为Bacteroidetes、Acidobacteria、Actinobacteria和Firmicutes，贡献率分别为38.4%、19.0%、10.8%和9.1%.属水平上非饱和带中的Pseudomonas和饱和带中的Flavobacterium对Fe、Mn、NH₄⁺生物转化起主导作用.本研究为揭示地下水波动带中生物地球化学作用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地下水污染修复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抚顺市某煤矸石堆放场为研究区，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条件建立地下水污染质运移模拟模型，预测地下水污染质未来时空变化特征.基于正演预报结果构建了假想例子，应用模拟-优化方法对地下水污染源源强及场地的渗透系数进行反演识别.为减小优化模型反复调用模拟模型所产生的计算负荷，分别采用Kriging方法和BP神经网络方法建立了模拟模型的替代模型.最后运用模拟退火法求解优化模型，得到反演识别结果.研究表明：应用Kriging方法建立的替代模型输出结果的平均相对误差为0.3%；应用BP神经网络方法建立替代模型的输出结果平均相对误差为1.5%，应用两种替代模型对污染源源强识别的相对误差均小于0.5%，对场地两个参数分区渗透系数识别的相对误差均不大于5%.综上，应用Kriging方法建立的替代模型精度高于BP神经网络方法，利用基于两种替代模型的模拟-优化方法对污染源源强和渗透系数进行同步识别精度可以满足实际需求，是有效可行的.

选取岩溶地区花溪河流域典型农业区为研究对象，运用δ¹⁵N-NO₃^-，δ¹⁸O-NO₃^-和δ¹⁸O-H₂O同位素示踪技术和水化学分析方法，阐明了研究区地表水和地下水中硝酸盐的分布特征，并揭示其来源和形成过程，基于R语言下运行的贝叶斯模型（stable isotope analysis in R），对研究区水体中各种硝酸盐来源的贡献比例进行了定量识别.结果显示：受碳酸岩盐风化的控制，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水化学类型以HCO₃-Ca型为主，硝酸盐在研究区水体中的空间分布特征受土地利用类型影响明显；在研究区水体硝酸盐形成过程中，硝化作用起主导作用，水体中的硝酸盐来源主要有化肥、降雨中的氨盐、土壤有机氮、粪便和污水，与地表水相比，地下水中硝酸盐受粪便和污水的影响较大；基于SIAR源解析模型分析，大气沉降、化肥、土壤有机氮和粪便污水对研究区地表水硝酸盐的贡献比例分别为3.97%、26.87%、36.80%和32.37%，对地下水硝酸盐的贡献比例分别为2.83%、13.96%、21.03%和62.18%.

在收集洞庭湖区1258个浅层地下水样检测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地统计学克里金方法分析Eh的空间分布规律，并基于氧化还原敏感指标的浓度空间数据对湖区地下水系统开展氧化还原分带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受地质构造、地层岩性特征、沼泽湿地与水稻田等因素的控制，自湖区外围山地和丘陵区至洞庭湖腹地，Eh值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地下水环境逐渐由外围的氧化环境转为湖区腹地的还原环境；洞庭湖区地下水系统可分为硝酸盐稳定及还原带、锰（Ⅳ）还原带和铁（Ⅲ）还原带等3个氧化还原带.3个分带较好地反映了Eh的空间分布规律，但是在部分区域受含水层介质Mn元素富集的影响，氧化还原分带与Eh的空间分布存在错位现象.

以化学挂膜成熟运行5a的铁锰复合氧化物滤料为研究对象，利用静态与连续流柱实验相结合的方式，探究了该滤料去除四环素的效果与机理.结果表明，去除过程符合准二级反应动力学模型；且滤料质量越大，初始浓度越高，对四环素去除的效果越好；当水中共存阳离子浓度为0.01mol/L时，Mg²⁺抑制四环素的去除，而Ca²⁺、K⁺对四环素的去除过程无显著影响.连续流柱实验与发光细菌毒性检测分析，表明，铁锰氧化物滤料对四环素去除效果显著高于石英砂，且铁锰复合氧化物滤料去除四环素后急性毒性降低.此外，机理探究实验结果证实了铁锰复合氧化物滤料去除四环素是吸附与氧化的过程.

为深度解析人工强制混合充氧过程中细菌群落的演替，以西安金盆水库为研究对象，对2018年8月~2019年4月水库主库区垂向细菌种群结构进行连续监测.结果表明，受人工强制混合充氧作用影响，水库水体中的优势菌群蓝细菌门（Cyanobacteria）的丰度由11.7%~19.2%降至6.3%~8.9%.其中，表层、中层和底层水体蓝细菌的丰度分别由18.3%、11.7%、19.2%降至8.9%、6.3%、7.9%.人工强制混合作用使垂向水体细菌的种群结构差异降低，样本之间的离散度逐渐减小，其中优势菌群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在水体垂向的丰度分别由"中 > 底 > 表"和"表 > 底 > 中"，逐渐变为表、中、底层趋于均一.人工强制充氧作用使底部水体溶解氧（DO）含量逐渐升高，好氧型细菌的丰度得到明显的增加，其中Polynucleobacter的丰度从0.06%增加到1.06%，甲基孢囊菌属（Methylocystis）的丰度由0.18%增至2.20%，甲基杆菌属（Methylobacter）的丰度由0.02%增加到1.96%.通过冗余分析可知，影响细菌群落组成的主要因素为水体热分层稳定性、水温、DO、总磷（TP）和总氮（TN）.

通过对云南滇中盆地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沉积岩芯进行X射线荧光光谱（XRF）元素与磁化率连续扫描，结合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其它相关环境代用指标，探讨了抚仙湖流域自1840年以来的流域侵蚀与人类活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抚仙湖XRF元素扫描的聚类分析结果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可将其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即34~24cm（约1715~1813年），24~9cm（约1813~1947年）和9~0cm（约1947~2018年）.基于抚仙湖沉积物岩芯中元素比值和低频磁化率的主成分分析，识别出的主成分1与主成分2的方差贡献分别为37.72%和25.73%.指示抚仙湖流域侵蚀强度的元素比值Rb/Sr、Ti/Sr、Ti/Rb公因子载荷较大（>0.6），该结果表明，抚仙湖外源碎屑沉积物的元素比值对流域侵蚀与人类活动具有良好的指示意义.因此，本文使用湖相沉积中的环境代用指标对抚仙湖流域侵蚀与人类活动强度进行重建.研究结果表明，1840年以来人类活动加剧了流域侵蚀强度.自1990年以来随着流域生态环境的逐步恢复，侵蚀强度总体较弱.

为揭示岱海水-沉积物中氟化物的迁移转化规律，采用连续分级法研究了岱海间隙水，表层沉积物，柱状沉积物系统中氟化物的空间分布，赋存形态及释放风险.结果表明：岱海间隙水体中氟离子浓度平均值为（4.82±0.06）mg/L，显著高于地表水V类阈值（1.5mg/L），并与上覆水中氟离子浓度（4.77±0.04）mg/L达到相对稳定平衡状态.表层沉积物总氟化物含量均值为（934.13±36.79）mg/kg，其中水溶态，可交换态，Fe/Mn结合态，有机束缚态和残渣态氟化物含量均值分别为（34.39±1.69），（7.11±0.93），（3.07±0.50），（11.97±0.79）和（934.13±36.79）mg/kg；柱状沉积物水溶态，可交换态，有机束缚态氟化物含量随沉积物深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并在40cm以下基本稳定；而Fe/Mn结合态氟化物在表层含量较低，在25cm后逐步稳定.多元回归分析可知，岱海沉积物中水溶态，可交换态氟化物含量与间隙水氟离子浓度呈显著正相关，且具有较强的迁移能力；SAC（稳定度）风险评估表明，表层沉积物中SAC范围在55.53%~69.52%，平均值为60.63%，处于极不稳定状态，且SAC从表层向下20cm呈逐步降低的趋势，间接反映出近年来可提取态氟化物富集明显，处于较强的释放风险状态.

基于对北黄海典型麻坑群海域某单位麻坑内部和外缘沉积物中不同赋存形态的磷、甲烷（CH₄）和硫化物等参数的分析，探讨了麻坑独特的环境中磷的转化与埋藏机制、沉积物-水体系磷的释放及对区域磷循环的影响.研究表明，沉积物中碎屑态磷（Det-P）是磷主要的赋存形态（>50%），其次是有机磷（Org-P）、铁结合态磷（Fe-P）和自生态磷（Auth-P），交换态磷（Exch-P）对总磷的贡献较小；麻坑内部与麻坑外缘处沉积物中溶解态活性磷（DRP）向水体的释放通量分别为2.84μmol/（cm²·a）和1.03μmol/（cm²·a），对上层水体的贡献依次为19.6%和3.03%，是上层水体磷的重要来源.麻坑内外磷的埋藏速率与转化过程存在不同；研究区地下水的渗漏是磷的沉积速率和释放通量都普遍高的原因.北黄海麻坑区沉积物中磷的保存与转化还与浅层CH₄的逸出相关，潜在提高黄铁矿的生成速率.较高的沉积物-水界面磷通量必然对区域富营养化等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深远影响，值得关注.

基于浙江4个典型海湾潮间带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元素Cu、Zn、Pb、Cr、Cd、Hg、As和多氯联苯（PCB）的调查结果，探究其污染特征、潜在生态风险和来源.结果表明，海湾潮间带表层沉积物Cd、Hg、As、PCB含量均符合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Ⅰ类标准；42%、9%、3%、12%站位的Cu、Zn、Pb、Cr符合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II类标准，1%站位的Cu和Zn符合国家海洋沉积物质量III类标准.区域污染程度（PLI_zone）依次为乐清湾 > 三门湾 > 象山港 > 杭州湾，乐清湾潮间带沉积环境为中等污染，杭州湾、象山港和三门湾潮间带沉积环境无污染.区域生态风险（RI）依次为乐清湾 > 杭州湾 > 三门湾 > 象山港，乐清湾和杭州湾潮间带沉积物为中潜在生态风险，三门湾和象山港潮间带沉积物为低潜在生态风险.Cd是首要的潜在生态风险因子，Cd对杭州湾、象山港、三门湾、乐清湾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的贡献分别为63%、54%、58%和55%.生活污水、工农业和交通污染是浙江典型海湾潮间带重金属和PCB的主要来源.

通过2013年1月1日~2017年7月31日兰州市呼吸系统疾病逐日就诊资料和气象资料，采用分布滞后非线性模型（DLNM）方法，分析0~30d滞后影响，研究极端低温对不同年龄（<15岁、16~45岁、46~60岁、>60岁）和性别人群呼吸系统疾病就诊人次的影响.结果发现：日均最低温度对相对危险度（RR）的最大RR变化范围为0.89~1.41，变化趋势整体呈现出V字型，在低温附近，温度越低，RR越高；滞后0~4d，极端低温代表的冷效应影响最为显著；滞后5~19d，在日均最低温度0℃附近，出现新的峰值，冷效应对RR的贡献有所下降，热效应对RR的贡献完全消失；滞后20~30d，日均最低温度为-10℃时，出现RR最小值，0℃温度点附近维持RR峰值；滞后22d时，滞后影响完全消失.在极端低温条件下，呼吸系统疾病对低龄人群表现出长期滞后性和高发性，对高龄人群表现出短期滞后性.男性比女性患病的滞后效应更长，患病风险更大.

探讨兰州市空气污染对不同性别和年龄的儿童呼吸疾病就诊人数的影响以及季节性变化.通过收集2013~2017年兰州市空气污染物PM_2.5、PM₁₀、SO₂、NO₂、CO和O₃8h浓度数据、气象数据及3家三甲医院儿童呼吸疾病门诊资料，采用广义相加模型（GAM）控制星期几效应、气象因素、假期效应等混杂因素，分析空气污染物浓度与儿童呼吸系统疾病日门诊量的关系及滞后效应.研究期间，兰州市3家三甲医院儿童呼吸系统疾病日门诊量平均为387人次，范围1~1413人次.单污染物模型结果显示，PM_2.5、NO₂、SO₂、CO均在累积滞后一天（lag01）时效应量达到最大值，其浓度每增加10μg/m³（CO单位为1mg/m³），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就诊人次的超额危险度（ER）及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245%（95% CI：0.127%~0.363%），0.568%（95% CI：0.327%~0.808%），1.661%（95% CI：1.022%~2.302%），2.245%（95% CI：1.610%~2.883%）；PM₁₀和O₃8h在各滞后天数均无统计学意义.对不同性别、年龄、季节分析发现，性别分层中PM_2.5对女童的影响略高于男童，NO₂、SO₂和CO的影响男童略高于女童；年龄分层发现PM_2.5、NO₂和CO的影响6~14岁组大于0~5岁组，SO₂的影响0~5岁组大于6~14岁组；季节分层中PM_2.5、NO₂、SO₂和CO对门诊量的影响只在冬季有意义，PM₁₀和O₃8h在各个季节均无意义.双污染物模型结果显示，分别调整其他5种污染物后，PM₁₀和O₃8h对儿童呼吸系统疾病门诊量的增加均无统计学意义；调整PM₁₀和O₃8h后，其他污染物呼吸系统疾病门诊量的增加均有统计学意义.兰州空气污染物（PM_2.5、NO₂、SO₂、CO）与呼吸系统疾病门诊量密切相关，并且SO₂和CO浓度增加更易增加儿童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风险.性别、年龄和季节对空气污染物和呼吸系统疾病门诊就诊人次的关系有影响.

2016年10月在东营市北部海域采集文蛤，测定其体内7种重金属含量，分析其污染特征，从而探究文蛤（Meretrix meretrix）对沉积物中重金属的生物富集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并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P_i）和总目标危险系数（THQ_s）评价文蛤食用风险.结果表明，该海域文蛤体内Hg、As、Pb、Cd、Cr、Cu和Zn含量分别为0.009~0.019，0.51~0.80，0.25~0.76，0.45~0.76，0.43~2.46，1.83~3.78，14.33~17.75mg/kg.与国内外其它区域文蛤体内重金属含量对比发现，该海域文蛤体内重金属含量处于中等水平.基于综合污染指数（MPI），S5站位文蛤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文蛤对Cd的富集能力最强（生物-沉积物积累因子（BSAF）平均为455.13%）.7种重金属中，只有Pb的生物蓄积与其在沉积物中的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而Hg、Cu的蓄积分别与沉积物中细颗粒物（粒径< 63 μm，FGS）、有机质（OM）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通过分析各站位的THQ_s值可知，长期食用该海域文蛤对人体有害，且食用风险主要来源于As.因此，为降低食用该海域文蛤给消费者带来的健康风险，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重金属（特别是As）在海产品中的积累.

以厦门湾为研究区域，借鉴相对风险模型评价海洋塑料垃圾对中华白海豚可能产生的摄食风险.以4类不同尺寸的海洋塑料垃圾作为风险源、以中华白海豚作为风险受体，利用GIS中的空间分析工具，评价和量化厦门湾摄食性塑料垃圾对该区域中华白海豚的风险及其时空分布.识别高风险的塑料垃圾类型、高风险区域和高风险季节.结果表明：不同尺寸的海洋塑料垃圾对中华白海豚构成的潜在生态风险不同，其中小型和中型垃圾的风险较高.塑料垃圾对中华白海豚的生态风险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和空间差异，夏季和冬季是风险高值相对集中的季节，夏季的高风险主要是因为受到台风和旅游业等影响造成海洋垃圾源强较高，冬季的高风险则与中华白海豚在此季节最为活跃有关；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于塑料垃圾和中华白海豚密度分布重叠较高的位置，夏季的高风险区域分布于大嶝以及九龙江口的鸡屿附近海域，冬季的高风险区域分布于西海域以南水域和九龙江口的鸡屿附近水域.研究成果可为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保护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1985~2018年全国能源消耗和人口数据，估计中国城市人为热排放通量及其时间变化趋势.利用人口空间分布和污染物排放清单数据，探讨人为热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依据能源类型，人为热分为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和新陈代谢4类排放.结果表明，我国人为热排放多年来持续增长，2000年增长加速，2012~2016年增速有所放缓.2016年我国平均人为热排放通量达到0.442W/m²，工业、建筑、交通、新陈代谢排放的全国平均人为热排放通量分别为0.311，0.072，0.038和0.020W/m².人为热排放的高值主要分布在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重点城市群区域以及其他一些规模较大的区域重点城市.4类人为热排放均呈现东部多、西部少的特点.工业排放人为热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有关.交通运输排放的人为热主要集中在交通枢纽城市.与已有的人为热排放清单相比，本研究估计的人为热排放通量在规模较大的城市具有更大的数值，更能体现人类活动对人为热排放的贡献.

基于MODIS-LST、EVI以及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分析了2000~20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生长季及不同季节城市扩张对植被（ΔEVI）和地表城市热岛影响的时间变化趋势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京津冀13个城市主城区生长季及不同季节的城市扩张对植被均存在消极影响（ΔEVI<0），对夏季植被的影响最大（ΔEVI=-0.131）；白天和夜间的地表城市热岛强度（SUHII）最大值均出现在夏季，分别为2.594℃和1.859℃；不同季节的ΔEVI均值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其速率分别为-0.0038，-0.0033，-0.0045和-0.0018/a（P<0.01）；生长季、春季和夏季白天SUHII均呈显著增加趋势，速率分别为0.076，0.093和0.106℃/a（P<0.01），不同季节夜间SUHII均呈显著增加的趋势，其增加速率分别为0.05，0.055，0.049，0.054和0.046℃/a；京津冀13个城市主城区的ΔEVI均值和SUHII均值呈显著负相关（P<0.01），其相关系数介于-0.959~-0.592之间；白天SUHII与ΔEVI的相关性最高为生长季（r=-0.959），夜间SUHII与ΔEVI的相关性最高为春季（r=-0.936）.

使用2004~2015年的中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内部影响机理和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投入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N型关系，两个拐点的位置分别为7.722（2257.47万元）和9.610（14913.17万元）；在外部资本进入、污染治理、市场规模效应3种影响路径中，科技创新投入影响下的外部资本进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依然存在污染避难所的负向效应，科技创新投入与外部资本间效应为0.1363，外部资本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间效应为-0.0065；科技创新投入能够增强企业的污染治理技术并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分别为-0.0277和-0.0311；科技创新的投入与高效益增强了市场规模效应，有效促进生产结构的转型进而提高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前后效应为0.0186和0.4346.空间异质性中，外部资本进入与溢出效应带来的污染避难所负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不显著，而污染天堂正效应在东部地区存在但不显著；污染创新治理投入的技术正溢出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效应显著，在中部和东北部不显著；科技创新投入与市场需求规模效应在空间区域无差异且显著为正.建议依据科技创新投入的不同影响路径来实施空间差异化策略.

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2007、2010、2012年甘肃省分行业能源的直接和完全能耗系数大小，以及省际贸易中虚拟能源的净输入和净输出特征.结果表明：2007~2012年，甘肃省人均虚拟能源消费量和能源生产总量均呈上升趋势，增幅分别为25.5%和28.2%，13.9%和13.6%，能源消费量增幅远高于能源生产总量.2007~2012年甘肃省虚拟能源在行业间的流动趋势变化明显，其中2007年虚拟能源主要流向工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其值分别为2957.41和2336.35万t标准煤.2010年变化趋势与其一致，其值分别为2563.92和3094.53万t标准煤.2012年虚拟能源主要流向建筑业和批发零售及其他行业.其值分别为3690.54和3080.61万t标准煤.2007~2012年，甘肃省虚拟能源总量增加了28.9%，其中建筑业和批发零售及其他行业分别增加了94.7%和92.5%，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分别减小了24.4%，42.3%和91.6%.2007~2012年甘肃省虚拟能源呈净输入-净输出-净输入的贸易格局，主要输向河北、内蒙古、上海和陕西等能源总量较多且经济发达的地区，其中工业和交通运输及仓储业为主要输出行业，分别占总输出的36.6%和38.3%；输入主要来源于北京、辽宁、江苏、福建和宁夏等省区.因此，减少省内能源输出量，提高省外输入量对甘肃省经济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及利用至关重要.